严打证券犯罪须完善法律

严打证券犯罪须完善法律

因量刑过轻遭检察院抗诉的马乐“老鼠仓”案，近日有了二审结果。博时基金前经理马乐因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，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，追缴违法所得1883万元，并处罚金1884万元。　　在近年基金“老鼠仓”案频发，以及监管层明确表示严打严惩的背景下，马乐案受到市场极大关注。马乐案是目前违法成交金额最大的基金“老鼠仓”案，涉及非法买卖76只股票，累计成交金额10.5亿元，非法获利1883万元。对于马乐最终被判缓刑，投资者难免有所议论。

该案量刑的争议焦点在于，是否构成“情节特别严重”。据报道，广东省高院审理认为，《刑法》条款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有“情节特别严重”情形，因而，抗诉机关提出马乐的行为应认定为“情节特别严重”缺乏法律依据，不予采纳。　　成交超10亿元、违法所得1800多万元的“老鼠仓”案，不构成“情节特别严重”，值得各方深思。从《刑法》来看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对“情节严重”的量刑，依照内幕交易及泄露内幕信息罪。而根据有关内幕交易、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，认定为“情节特别严重”的情形包括：证券交易成交额在250万元以上；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在75万元以上。换言之，同样是1000万元以上违法所得，内幕交易罪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，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则按情节严重进行判罚。　　可见，严厉打击基金“老鼠仓”有待完善法律制度。正如相关法律界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所称，“老鼠仓”的违法成本依然偏轻，希望尽快修订《刑法》相关条款，明确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幅度。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法律不完善导致对证券类违法行为的追究力度不足，或投资者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，并非个别现象。《证券法》明确规定内幕交易、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行为人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然而，相关司法解释迟迟未出台，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类证券民事赔偿至今没能实质性破题。缺少司法解释，使受害者无法行使民事索赔权力，也相当于减轻了违法者的成本，从而加剧违法行为“前赴后继”。事实上，证券违法者往往最怕的并非法院判刑及行政处罚，而是纠缠上民事赔偿案。　　再从以往证券类重大案件的判罚来看，有的也引发过轻判争议。例如，绿大地欺诈上市案最初的一审，5名被告人全部被判缓刑，其中，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何学葵仅仅被判有期徒刑3年、缓刑4年。此案经过重审后，何学葵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　　某种程度上说，严重证券犯罪未真正得到重罪重罚，致使犯罪者对法律缺乏敬畏。严厉追究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，是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，也是依法治市的当务之急。　　证监会主席肖钢去年撰文称，“每年平均移送涉刑案件30多件，最终不了了之的超过一半。”对此，投资者不禁要问，这些移送涉刑案件的不了了之，是否与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有关？有的案件是否因缺乏司法解释而不了了之？　　虚假陈述、市场操纵、内幕交易及“老鼠仓”等违法行为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，有违“三公”原则，应给予严厉打击。对于严重违法行为，通过刑事、民事、行政三项责任追究并举，提高违法成本，才会改变罚单难挡违法违规不绝的状况。在推进依法治市的过程中，严打证券犯罪行为须健全与完善法律制度，让违法者无可乘之机，从而加大力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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